引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多次规劝蒋介石抗日无果，最终决定率部发动兵谏。

经过激烈交战，蒋介石被俘，此事震惊了国内外，史称西安事变。

南京、日本、延安等方面迅速表态，日军显然希望张学良等人直接处决蒋介石。

南京方面则为救蒋还是攻张的问题争论不休，野心家们则希望局势越乱越有利于他们。

在关键时刻，我党正式表明态度，即使存在任何分歧，也要在抗日的大局面前暂时搁置。

周总理等人亲自前往西安，明确展示了我党的立场——寻求和平解决。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正式建立，基于这一基础，国共第二次合作也正式展开。

然而，阴险狡诈的蒋介石却向我党我军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必须对部队进行缩编。

没有编制，自然也就缺乏后勤补给和物资保障。那么，毛主席和党中央究竟是如何瓦解蒋介石的阴谋的？又是如何壮大自身力量的呢？

八路军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之一。

自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国民党屡次对我党苏区发动围剿，制造了无数令人震惊的血腥惨案。

然而，面对抗日救国的重大使命，我党不计前嫌，再次决定接受国民党的改编，与其携手合作。

西安事变两个月后，我党派遣周恩来和叶剑英两位同志前往西安，与国民党代表就改编事宜进行谈判。

当时，全面抗日战争尚未打响，南京政府中不少人仍与日本各级高官保持往来，双方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此外，国民党在改编红军的指导思想上存在根本性的偏差。他们的目标并非将红军视为中国抗日力量的一部分，而是以削弱、限制和控制红军为最终目的。

毛主席等领导人对此早有预见。当时，我军在陕北大约有八万兵力。

根据蒋介石中央军的编制，一个满员的师大约有八千至一万人。然而，由于当时吃空饷现象普遍，许多部队无法达到满员状态，因此通常杂牌师的规模在三千到五千人之间。

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军的谈判代表提出了编制方案，包括四个军和十二个师。

实际上，我们军方早已预见到蒋介石方面不会允许红军保留如此庞大的编制。

因此，在谈判之初，心中已经预留了余地，即便蒋介石将我军压缩到七、八个师，仍可以勉强接受。

令人意外的是，国民党从未考虑过让红军继续发展，他们直接提出了一个计划：红军只能保留两个师的编制，其余的人员则被直接解散。

解散是绝对不可能的，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八万人的部队要分成两个师，那么每个师将拥有四万多人。

这哪里还算是一个师？分明是把几个军的兵力塞进了一个师的编制中，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要求红军不得设立军级或总部级的机关单位，同时，朱德总司令必须出国考察，而新编红军部队的总参谋长必须由南京方面的人选担任。

在一系列严苛条件的制约下，谈判很快陷入了僵局，最终双方以不欢而散告终。

就在这个时期，全面抗战爆发了。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掀起了全面侵华的战争。

我党也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出发，愿意在多个方面做出让步。

仅仅一个月后，日军便从华东地区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威胁到民国政府中心南京。

因此，国民党方面放宽了对我军改编的限制，允许保留师级以上的机关，朱德也得以继续担任新编部队的职务，南京方面也不再派人担任红军的总参谋长。

然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国民党始终不肯放松对师级单位编制数的限制。

南京方面仍然坚持只提供两个师的编制，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谈判后，蒋介石才勉为其难地同意增加一个师的编制。

我党从大局出发，接受了南京方面的提议，最终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立三个师，分别为115师、120师和129师。

尽管我们今天对八路军的称呼耳熟能详，但实际上这一名称仅仅使用了二十多天。

9月11日，为应对抗战需求，中国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改编，调整了海军和空军的作战编制。

我党武装刚刚获得第八路军番号不久，即被重新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归属于第二战区，由阎锡山统辖。

然而，由于当时交通和通讯不便等原因，大多数指战员依旧习惯性地称自己的部队为八路军，而十八集团军则是较为正式的名称。

看到这里，或许有些读者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国民党方面对我军的编制把控如此严格？

实际上，这触及了一场战争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之一——经济。

战争的本质

编制问题本质上仍然与物资补给问题息息相关。

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一个巨大的难题随即呈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面前：

陕北贫瘠之地，如何能养活军队？

没有充足的饮食物资、弹药和军饷，再坚强如钢铁的红军战士也无法长久保持战斗力。为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扩大红军队伍，同时开展东征和西进。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扩大物资的来源，同时发行边币并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以此来提升根据地的生产效率。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尽管张学良的东北军经常遭遇败绩，但只要蒋介石不施加过于强硬的压力，东北军便能持续拖延下去。

然而，红军这边却无法承受这样的消耗，深圳京东主图设计物资匮乏，衣食难以为继。

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一方已为我军提供了大量补给支持，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我军的战斗序列已经扩展至八万人。

如果没有资金和粮食，仅凭陕北这片土地，怎能维持这么多人呢？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凡是拥有正式番号的部队，都能从国民政府那里得到补给。通俗一点讲，就是发放武器弹药、粮草以及衣物药品。

在八路军改编后的首个月，国民政府拨付了三十万元的改编经费，并将八路军的具体军费确定为每月63万元。同时，下辖四个支队的新四军每月的经费为6.6万元。

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个师每月发放约25万元，杂牌部队的一个师则大约为16万元，而我军一个师的月拨款大概为21万元。

鉴于我军历来坚守不吃空饷的优良传统，国民政府实际拨给我军每个师的军费，与国民党杂牌部队基本相同。

在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化拆解后，我军的大部分一度陷入了整日竭尽全力筹措衣粮的困境。

这笔军费无疑缓解了当时我军的困境，这也是我党无论如何都必须争取编制的原因。

只要我军名义上仍然隶属于第二战区的管辖范围，南京政府就没有理由不发放军费。

八路军三个师不仅获得了军费，还得到了大量的弹药补给。

就在改编前两天，国民政府向我军发放了各类枪支弹药共计70万发、手榴弹1.5万枚，以及600多发迫击炮弹。

对于财力雄厚的国民政府而言，这些枪炮弹药可能微不足道，但对当时的红军来说，这些弹药几乎相当于我军所有主力部队的弹药总和。

随后，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在9月一次性向我军提供了100万发各类子弹和200支冲锋枪，这一举动连党中央都未曾预料到。

这就是蒋介石为何要严格限制我军编制的原因。

然而，陕北的红军大约有八万人，而八路军的编制仅为四万余人，多余的那些人该如何安置呢？

明智的决策

在红军被国民党接收的同一天，即1937年8月22日，一场对我党抗日武装斗争方式起决定性作用的大会隆重召开。

那就是洛川会议，我党政军的22位主要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议上，毛主席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进行了高度概括，同时还提出了关于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如何壮大自身力量的问题。

其中，必须解决国民党在编制上的瓶颈问题，这与地产产能不足、难以养兵的困境密切相关。

除了国民党提供的编制之外，数万人的队伍又该如何供养呢？

在谈判初期，我方曾提出作为西北地区的驻守部队，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毕竟地方保安部队同样属于正规编制的军队。

如果国民党同意了，那就等于是间接接受了红军扩编的要求，这绝非他们所能同意的。

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三个方面着手，迅速解决了这一部分人的问题。

首先是建立系统化的军校。

中央军委将红大更名为抗大，通过招生办学的方式，既培养了大量人才，又吸纳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同时培养了许多能力出色的军官。

不仅解决了数千人的编制问题，还借此建立了我党我军系统的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另一方面，剩余部队被以独立团的形式编入八路军。八路军总部在为这些独立团筹集部分军费的同时，也适度扩大了各独立团的自主权。

在严格遵守八项规定的基础上，各独立团自行发展，并定期进行汇报。

同时，独立团也是八路军的正规武装力量，身份和地位与国民党的正规军相同。

这一创新举措使八路军众多部队深入群众，既得以壮大自身力量，也更有效地摆脱了国民党部队的控制。

实际上，能够实现独立团这样的编制，归功于我军在连级建立了支部，具备了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坚强的党的领导。

只要领导稍显松散软弱，像独立团这样的组织就很容易发展得尾大不掉。

在百团大战时期，八路军的力量已经扩展了数十倍，这正是源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这一英明的决策。

最后一个方面是组建守卫兵团。

鉴于陕北延安是我党核心所在地，三大主力师东进山西抗战后，必然需要留下一部分精锐部队驻守延安，以确保党中央的安全。

因此，中央军委率先设立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并从全军中精心挑选精锐力量，组建了八路军留守部队，萧劲光担任司令员。

与我军三大主力相比，这支部队在政治方面尤为突出。

毕竟三大主力不仅有自身筹措的补给，还有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而留守兵团却要同时承担耕作和作战的双重任务。

在我军历史上，解决经济粮食困难的方式中，耕战合一的模式屡见不鲜。

例如在1940年，因物资运输极为困难，著名战将王震率领359旅前往南泥湾开展大规模生产和开荒行动，不仅解决了部队自身的物资问题，也为中央提供了重要的补给保障。

早在1944年8月，刘少奇就建议将我党的八路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

然而，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反复权衡，最终还是决定以和平建国为重，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即使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之后，鉴于局势的变化，八路军改名为解放军的进程依然没有启动。

解放战争开始两年后的1948年，我党才在全军范围内彻底完成了由八路军转型为解放军的过程，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四大野战军以及华北军区。

东北的武装力量改编为东北野战军，西北的则称为西北野战军，陈粟部队更名为华东野战军，刘邓部队则分别更名为中原野战军和华北军区。

这种编制方式最初是按地区划分的，但随着三大战役的展开和结束，单纯依据地区来划分野战军显然不再适用。

因此，建国前最后一次大规模改编，将原本按地区划分的方式改为顺序划分，最终形成了我们熟知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

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也经历了几次大的改编，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